前言：

重庆交通大学的故事，始于1951年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从长江南岸七公里旧车棚，到如今巍然屹立于山水之间的学术殿堂，七十四载风雨兼程，每一步都烙印着奋斗的足迹，每一页都书写着时代的华章。

《校史故事365》如同一条蜿蜒的时间之河，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凝练为三百六十五个动人瞬间。这里，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艰辛，有“明德行远、交通天下”的壮志宏图；有实验室里通宵不灭的灯火，有崇山峻岭间勘测选线的足迹；有恩师谆谆教诲的温暖记忆，有同窗砥砺共进的深厚情谊。这一个个故事，或激昂，或温情，或引人深思，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共同编织成重庆交大光辉的历史星空。

我们撷取这些历史的片段，不仅是为了铭记与致敬，更是为了传承与启迪。希望这本故事集，能成为连接过往与未来的桥梁，让新一代交大人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挥洒汗水，续写属于重庆交通大学“志图山海、交通天下”的明天。

顾安邦与他的“桥梁之志”

1997年金秋，长江上游的江城万州迎来了一件载入中国桥梁史的大事——万县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这座全长856米、主跨达420米的劲性骨架钢筋混凝土拱桥，如一道钢铁长虹横跨江面，脚下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远方是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的“神女峰”，天、水、山、桥与万州古城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壮阔的山水画卷。

彼时，站在桥边望着车流缓缓驶过的人群中，一位头发已有些花白的老者眼中闪着泪光，而他就是这座“世界最大跨径混凝土拱桥”的主研者，更是他半生“架桥安邦”梦想的第一次璀璨绽放，而这，只是他用一生书写桥梁传奇的序章。

顾安邦的故乡在江苏无锡，那是江南水乡里一座依河而建的城市，幼时踩着石板桥上学的记忆，早早在他心里埋下了“与桥结缘”的种子。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土木系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任教。1959年，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筹建的消息传来，急需桥梁专业骨干教师。1960年，顾安邦主动申请调往重庆，这个决定让身边不少人费解：江南水乡富庶舒适，重庆却多山多水、交通闭塞，为何要“自找苦吃”？顾安邦只是笑着说：“山多水多的地方，才需要更多的桥；需要桥的地方，才是我能实现梦想的地方。”

初到重庆时，顾安邦面临的现实比想象中更艰难。当时的重庆交通学院还在筹建阶段，校舍是临时搭建的平房，实验室里只有几台老旧的仪器，连完整的桥梁设计资料都要靠他从成都一点点背过来。更让他心急的是，彼时重庆经济基础薄弱，长江、嘉陵江上仅有几座简易的轮渡码头，“过江难”是困扰市民的大问题，从南岸到北岸，遇上大风大浪，轮渡常常停航，不少人只能绕路几十公里。“什么时候能在两江之上架起一座又一座桥？”这个念头成了顾安邦日夜牵挂的事。

坚守梦想的道路总是孤独的，但顾安邦在重庆收获了最珍贵的陪伴。在重庆交通学院任教期间，他认识了同校教授力学的徐君兰，这个同样对工程事业充满热情的姑娘，不仅懂他图纸上的线条，更懂他心中的“桥梁梦”。两人常常在课后并肩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清晨的朝晖洒在他们携带的图纸上，傍晚的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徐君兰总说：“你的桥，不仅要架在江面上，更要架在重庆的发展路上。”之后，顾安邦夫妇因院系调整来到重庆交通学院工作，夫妇俩就把家安在校园旁的家属楼里，小小的房间里，一半是生活用品，一半是顾安邦的图纸和资料。深夜里，徐君兰在灯下备课，顾安邦则趴在桌前绘制桥梁设计草图，偶尔遇到受力计算的难题，两人还会一起在草稿纸上推演，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那些年，重庆尚无实力大规模建桥，顾安邦的“桥梁之志”只能先藏在心底、落在课堂上。他给学生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带着自己绘制的桥梁草图走进教室，把长江的水文特点、重庆的地质结构融入知识点：“你们看，重庆的江水流速快、泥沙多，架桥时不仅要考虑桥梁的承重，还要防冲刷、抗洪水。”他常常带学生去长江边实地考察，踩着江边的碎石子讲解河床地貌，指着轮渡码头说：“将来你们要在这里建起比轮渡更安全、更便捷的桥，让重庆不再被江水‘分割’。”课余时间，他泡在学校图书馆里，把国内外桥梁建设的文献一本本啃完，笔记写了十几本，里面不仅有技术参数，还有他对重庆桥梁建设的设想——哪段江面适合建拱桥，哪片区域适合建斜拉桥，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顾安邦（左）与研究生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顾安邦的梦想打开了大门。20世纪80年代起，重庆开始加快交通建设，长江、嘉陵江上的桥梁项目陆续启动，顾安邦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第一个参与的重大项目，是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的技术论证——这座桥是重庆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公路大桥，当时国内在大跨径桥梁建设上经验不足，顾安邦带着团队扎进实验室，做了上百次模型实验，反复测算桥梁的抗风、抗震性能，还亲自乘船考察江面水流情况，把每一个数据都核实到位。最终，他提出的“优化主梁截面”方案被采纳，为大桥的顺利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1980年石板坡长江大桥通车那天，顾安邦站在桥面上，看着汽车、自行车川流不息，激动得说不出话——这是他早期参与建设的长江大桥，也是重庆“桥都”梦的开端。

此后，顾安邦的脚步停不下来了。1994年，万县长江公路大桥开工建设，作为主研专家，他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座桥的主跨要达到42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拱桥，混凝土自重过大、桥梁稳定性难控制等问题，都是行业内的“硬骨头”。为了解决这些难题，顾安邦把家“搬”到了工地旁的临时宿舍，白天跟着施工队去江边考察地质，晚上在灯下研究技术方案。有一次，为了测算拱肋的受力情况，他和团队连续三天三夜驻扎在实验室，盯着仪器上的数据变化，直到找到最优的混凝土配比方案。1997年大桥合龙那天，天降小雨，顾安邦冒着雨站在合龙处，来到合龙现场督导，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他却笑得像个孩子：“你看，它终于‘站起来’了。”

如果说万县长江公路大桥是顾安邦的“成名作”，那么2009年通车的朝天门长江大桥，就是他桥梁生涯的“巅峰之作”。这座主跨552米的双层公轨两用钢拱桥，不仅是当时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钢拱桥，更是建在重庆最复杂的江段上——朝天门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这里水流紊乱，上游山洪暴发时流速可达每秒3米，下游涨潮时江水倒灌，加上江底30多米深的流沙层，被业内称为“架桥禁区”。接到设计任务那天，顾安邦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面前摊着厚厚的水文、气象、地质资料，脑海里反复推演着架桥的场景：“常规的混凝土拱桥肯定不行，水流冲击力太大；纯钢拱桥成本太高，而且重庆的气候对钢材腐蚀厉害。”

那段时间，顾安邦几乎天天泡在重庆交通大学的结构实验室里，他带着研究生一起做模型实验，把不同比例的混凝土和钢材组合起来，测试它们的承重和抗冲击性能。有一次，实验模型因为受力不均断裂，顾安邦没有气馁，反而蹲在地上仔细观察断裂处的纹路：“问题找到了，钢材和混凝土的结合面不够牢固。”他重新调整方案，在两种材料之间增加了特制的连接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用“钢混组合结构”减轻桥梁自重，同时增强稳定性。工程动工后，顾安邦更是每天都要去工地，早上天不亮就出发，晚上披着星光才回来。有一次遇到强降雨，江水暴涨，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去桥墩处查看情况，踩着泥泞的道路走到江边，用手电筒照着桥墩，仔细检查有没有裂缝，直到确认安全才离开。

朝天门长江大桥

如今，朝天门长江大桥早已成为重庆的地标建筑，双层桥面上车流如织，轻轨列车在下层轨道上平稳驶过，桥身倒映在江面上，像一颗镶嵌在两江交汇处的明珠。而在重庆，这样由顾安邦参与设计或技术指导的桥梁还有很多——万州长江二桥采用了新型的“连续刚构桥”技术，解决了峡谷地区桥梁的抗风问题；鹅公岩长江大桥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设计，让桥梁既美观又实用；菜园坝长江大桥的“钢箱系杆拱”结构，实现了大跨径与轻量化的完美结合。从长江到嘉陵江，从山区到城区，顾安邦的足迹遍布重庆的每一处，见证着这座城市从“过江难”到“桥都”的蜕变。

时至今日，顾安邦已年过八旬，头发早已全白，但他依然没有离开自己钟爱了一辈子的桥梁事业。同学们常常传阅他的笔记，里面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他几十年的经验总结。“我这一辈子，就干了‘架桥’这一件事，”顾安邦常常对学生说，“现在我老了，但是桥梁事业还要继续，你们年轻人要接过接力棒，在更多的江河之上，架起更多的‘彩虹’。”

从江南水乡的石板桥，到长江之上的钢铁长虹；从课堂上的图纸推演，到工地上的风雨坚守，顾安邦用一生的时光，践行着自己的“桥梁之志”。他架起的不仅是一座座连接江河两岸的桥梁，更是连接重庆过去与未来、连接中国桥梁技术与世界的“通途”。而这份对梦想的坚守、对事业的执着，也如同一座不朽的“精神桥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桥梁人，在祖国的山河之上，书写更多属于中国的桥梁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