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亡与政局动荡的多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基于战略研判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以红色报刊为媒介，系统构建了“抗战动员—政治批判—形象塑造”三位一体的舆论宣传体系。通过精炼的战地报道客观呈现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前线实景，强化中国抗战的主体性叙事；采用通俗化叙事策略解构政治话语壁垒，创新运用大众文艺形式提升话语感染力与共情力；对接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进行精准化传播，增强传播效能；联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突破国民党舆论垄断并重构中国国际话语权。这种将宣传实践、政治联盟与社会治理相融合的传播范式，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整合平台，更以“符号—共识—建构”的辩证逻辑为现代中国国家叙事建构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红色报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提出“团结则生，分裂则死”的统战原则，积极推动全民族团结抗日。通过《新华日报》《群众》等红色报刊，党系统构建起融“抗战动员—政治批判—形象塑造”为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体系，既以战地报道强化抗战合法性叙事，又通过揭露国民党“曲线救国”等消极行为开展政治斗争，同时突破国民党舆论垄断，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抗战的多元维度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的传播实践，不仅成功打通了党的抗战思想策略传播通道、占据舆论传播场域，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实践中突破困境提供了思想支撑，将民族抗日情绪推向高潮。

一、符号互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的政治表达

全面抗战时期，红色报刊通过选择、组合与运用各类符号元素，建构起系统的话语体系，发挥着政治导向、意义建构与情感动员等多重功能，这既是通过符号互动和意义交往建构道德秩序的载体，也是个体有意识参与共同历史记忆的媒介。

1. 政治导向功能。红色报刊符号传播的基本功能在于清晰、稳定地传递党的政治主张与战略方向。作为政党意志的符号表达，红色报刊通过筛选与重复使用具有高度政治指向性的文本、口号与图像等符号，使原本抽象的政治理念具体化并形成持续的传播效应，让受众心理上建立稳定而明确的政治参照与认同取向。这种符号策略确保政党意志在传播过程中不被模糊与消解，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引导。在战略相持阶段，面对德意劝降、日本诱降及国内分裂倾向的多重压力，红色报刊以高度政治警觉构建“民族危机”符号体系，频繁使用“投降是全民族的死路”“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等极具冲击力的表述，将国家命运与个体责任绑定，构筑起“团结抗战”的政治认知边界。同时，红色报刊有计划地揭露投降主义立场，将“投降”“分裂”等高频符号嵌入对时局的判断中，强化民族存亡的紧迫感与抗战立场的舆论共识，引导公众在纷繁局势中形成明确的政治判断，在思想层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基础。

2. 意义建构功能。全面抗战期间，“一盘散沙”的社会各群体要形成统一战线，必须依靠拥有共同记忆、语言、传统文化的“个人化人际传播世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红色报刊在传播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抗战事件与社会现实进行符号编码，通过符号的选择与组合构建出特定的意义结构与价值，由此成为承载共同语言和传统文化的理想符号媒介，不仅避免了信息碎片化对受众认知的干扰，更实现了抗战行动在政治和道义层面的正当性阐释，使不同阶层的民众获得对“现实情境的集体定义”。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红色报刊不仅承担着记录现实、传达政策的媒介职能，更注重对记忆的储存、保温与再现——通过主动运用“今昔对照”的叙事策略，构建起跨越时空、贯通古今的集体记忆场域，使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感召与现实动员中深化，既夯实了统一战线的历史基础，也筑牢了其精神纽带。

3. 情感动员功能。从符号互动理论来看，符号传播不仅作用于受众的理性层面，更影响其情感和态度。红色报刊有意识地融合、转化大众传播语言（书面语）和人际传播语言（口语和方言），既扩大了符号互动的范围，又在个人化和非个人化两个维度服务于更广泛的大众群体。同时，通过英雄叙事、苦难叙事等具有情感唤起力的符号化手段，借助话语、标点符号等符号化表达，进一步唤醒并调动公众的集体情感。在战略相持阶段，报刊围绕如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跳崖、群众积极支援抗战等典型事迹，持续塑造可感知、可认同的英雄形象。这类叙事以个体英勇行为为切口，将个体命运嵌入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宏大叙事中，使英雄形象成为民众理解、认同、效仿的情感标识，强化“人人皆可为英雄”的社会认同氛围，拓展英雄叙事的群众基础与情感边界。这种“由上至下”的典型塑造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认同之间形成动态的符号共鸣，使抗战精神在社会得以内化、转化与再生产，构筑起横贯阶级、地域、时空的民族情感共同体。

二、红色报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的话语叙事

从报刊内容到语言风格再到修辞策略，红色报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宣传逐渐成熟，促成全国范围乃至海外华侨间形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共识，以舆论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 内容报道呈现逻辑叙事与情感感召结合。全面抗战时期，红色报刊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巩固统一战线以及分析国内外局势时，条理明晰、内容紧凑，始终以事实逻辑说服民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必要性，团结动员更广泛的力量。一是跟踪报道战场动态，坚定抗战决心和信心。红色报刊的报道内容不仅涵盖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的艰苦战斗，还全面覆盖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战况。《晋察冀日报》通过“战地通讯”“雁北通讯”“老实话”等栏目，高频报道抗战主力军在前线与敌军殊死搏斗的战斗实景。《新华日报》“先后派出战地记者37人次，刊战地新闻、通讯数百篇”[1]（P27），客观、深入地报道如台儿庄战役等重大战役战况，用铁的事实和详细的数据树立军民英勇抗战的形象，宣传持久抗战、全面抗战的抗战策略，并逐一击破国内“求和”舆论和“速胜”“亡国”论调。同时，《新中华报》擅用情绪渲染，深描日军侵华烧杀抢掠之恶行、亲日反共派挑起内战的摩擦行为，唤起民众的同情与愤慨；通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日本去！”等简短有力的标语口号，表达核心利益诉求和抗战决心，鼓舞军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二是宣传倡议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后发表《和平解决有望》《红军坚持和平统一御侮之政策 闻土地政策亦将有改变》等文章，倡议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通缉汪精卫等行动侧面反映对建立傀儡政权的不满。同年9月—11月，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坚持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将中国的抗战形势推向新的阶段。《新华日报》从11月23日开始刊登大会文件；12月7日起连续4天，每天一个整版或一版半的篇幅，刊登《论新阶段》。与此同时，红色报刊全面展开对错误理论、反动思潮的坚决斗争，帮助受众正确看待抗战性质与前途，在国共两党的社会舆论场中掌握正义话语权，争取到了广大群众及民主党派和中间人士的支持。三是揭露日伪阴谋宣传，削弱日军战斗士气。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另一方面还进行欺骗宣传，企图用“建立东亚新秩序”“共存共荣”等标语口号美化自身恶劣行径，推行奴化教育，以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战意志。针对日寇的一系列反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展开坚决反抗。1937年，《解放》发表《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提出“日本士兵们！起来吧！倒转枪来吧，打倒压迫你们的日本军阀，与中国的工农弟兄团结起来！”[2](P121).在与日军的不断摩擦斗争中，中共逐渐建立起有针对性的对日宣传，持续刺激日军的厌战、消极情绪，意图从内部涣散日军军心，削弱其战斗士气。

2. 语言表达凸显通俗化和大众化风格。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文化背景、社会经验、社会认知等多维度因素会影响传播效度，所以，将特殊的语言符号转换成被大众群体可广泛接受的符码系统尤为重要。“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3]（P836）抗战时期的红色报刊话语转向正是基于特定历史语境之下的综合考量。一是善用口语化和通俗化语言表达。红色报刊的文字大多通俗易懂，无太多艰难晦涩的语句与长句。《晋察冀日报》中用“麻雀战”解释“游击战”；《老百姓》将农耕话语与抗战关联，用“一颗麦子好比一支枪”隐喻战争景象。面对重大政治事件，报刊中的标题尤为关键。在皖南事变报道中，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悲情的笔触揭露国民党巩固派的反共阴谋，引发青年、工人等群体的情感共鸣，这份报纸也成为宝贵的历史文件保存至今。运用口语化和通俗化的言语表达，消除了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隔阂，有效触发广大人民群众对传播内容的情感共鸣与理性认同。二是实现政治话语的大众化转译。面对群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要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促进其领会政党的决议。红色报刊在宣传动员过程中，需要把抽象的政治理念转译为可感知、可推行的日常话语体系，把原理概念类词语转译为人民群众的日常口语，把书面化的政策表达结合现实事例阐释。例如，将土地革命理论转译为“打土豪分田地”，以动词“打”和“分”形象说明做法和结果，直观呈现土地革命带来的实际利益；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把复杂的统一战线政策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南，便于民众理解、传播和行动。这种转译策略有效破解了精英话语与大众认知之间的符码鸿沟，在意识形态灌输与群众接受之间建立了动态平衡。

3. 修辞策略由激进对立转向温和合作。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寻求破局之路，要求社会运动的领导者满足特定情境之下的修辞需求。全面抗战时期的红色报刊顺应了特殊时期“联合”与“消解”的双重需求：它不仅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产物，更成为消解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与阻碍的武器。红色报刊审时度势，放弃之前的激进对立，采用温和的修辞策略，以说理形式强调团结抗争是符合全体成员的利益归属，编织起一张涵盖一切有利于抗战局势力量的关系网络。第一，利用民族危亡这一修辞情境，联合各阶级爱国力量。基于“日寇之侵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一切阶级，一切阶层”[4]，毛泽东在《解放》刊登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与服从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革命的新发展阶段[5]等观点。凯丰提出：“这种结合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全民族的人民做要求的，那就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6]1938年2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强调：“参加抗战是每个黄帝子孙的不可逃避的责任。”[7]红色报刊通过强调民族危亡这一修辞情境，摈弃了阶级斗争话语的局限性，成为在“民族”与“国家”语境下汇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平台，形成一致对外的共识，争取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盟军。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共通性，消解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对立。《新华日报》社论提到：“马克思是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他）警告侵略者和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这个先见的天才的理想，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把它实现，建立起中华民国。”[8]董必武在《解放》刊登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中指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所说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主张原则上相同；所说的民权主义如果真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马克思主义者亦当拥护；所说的民生主义如果真能实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也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革命方面有进步作用的任何主张，总是赞助的”[9]。除了宣传二者之间的共通性，红色报刊还时常引用列宁的话阐释三民主义，借用孙中山的话阐释共产主义。这种修辞策略成为国共两党由冲突走向和解、由对立走向合作的关键，进而促成抗战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三、红色报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的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红色报刊作为传播共产党思想、凝聚共识的核心媒介，以广泛真实的报道凝聚各界共识，打通国共合作渠道，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红色报刊通过与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联动报道，突破国民党舆论垄断，进一步扩大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力并重构国际话语权。

1. 凝聚共识：党派观点从话语对抗到观念整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10]（P329）。全面抗战时期，红色报刊通过对中共统战政策持续性、普遍性的宣传，形成巩固国内团结抗战的舆论环境，达到凝聚抗战共识、坚定御敌决心的目的。一是求同存异，党派联盟达成抗战共识。随着抗战局势推进与中共政治影响扩大，国民党对中共的忌惮与防范之心日渐加深。红色报刊的团结抗日宣传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通过社论、专论、副刊等多元文本结构，构建政治话语权的实践场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引导。面对国民党对中共政权的猜忌，红色报刊予以灵活应对，既以婉转方式批驳蒋介石抗战的不彻底性，又表明共产党在全面抗战这一立场上的坚决性。二是抛弃幻想，广泛联盟坚定御敌决心。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内部分人仍抱“和平”幻想，主张对日“求和”；随着战争深入，“速胜论”和“亡国论”又甚嚣尘上，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对日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此时，红色报刊成为文化传播与民族精神凝聚的强大支点，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反对“求和”倾向，驳斥“速胜”和“亡国”错误论调；把抽象的政治联合转化为可感知的群体实践，以“全面持久抗战”为宣传重点，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具象化为各群体的解放、幸福等社会议题，以真诚友好的方式呼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民族危机。

2. 塑造认同：各族同胞从分散御敌到团结抗战。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团结各族人民、扩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开始频繁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在符号互动与传播的具体实践中，红色报刊用“中华民族”有效联结个体经验与国家叙事，建构起横跨情感、政治与文化的多维认同体系。由此，一切支持“抗日救国”主张的政党、政治团体和民主人士都汇聚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凝聚于共同的政治共识中。一是弘扬爱国主义，激发情感认同。从唤醒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现状认知，到在同仇敌忾中凝聚并深化民族情感，再落脚到具体的救亡图存社会实践，红色报刊通过新闻、通讯、漫画、标语等形式刻画国破家亡的悲惨图景，使处于相同境况下的国民产生强烈共鸣，这种基于情感连接的记忆以及对敌环境的紧迫性，消除与弥合了个体差异和分歧，营造出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情感氛围，最终使民众在心灵共鸣中完成自我确认与情感归属，实现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建构。二是宣传正面形象，强化政治认同。抗战期间，红色报刊发行数量和传播网络不断扩大，极大影响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动向，甚至连一些中间党派的报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中共靠拢，竞相转引红色报刊的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喉舌”，红色报刊大量刊登党的重要决议和会议文献，发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文章，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建国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文化领导权；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和功绩，介绍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立场，彰显持久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以此有力回击外界的各种猜疑和污蔑；及时回应并消除大后方文化界对中共文化主张的误解，在抗战第一的最高信念之下，将观点不同的进步人士亲密精诚地团结在一起。在红色报刊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下，形塑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面形象。三是唤醒共同记忆，厚植文化认同。红色报刊在抗战舆论宣传中有意识地调动和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通过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强化抗战叙事的文化深度与精神正当性。一方面，大量使用“保家卫国”“炎黄子孙”等带有深厚传统文化意蕴的语言表达，将抗战纳入“家国一体”的文化语境，激发民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另一方面，借助对重大纪念日、忠义典范与民族精神等的宣传，唤起民族文化中的道德情感与精神传承。1939年至1946年，《新华日报》在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后均设专题，以社论、口号等形式集中发声，赋予抗战叙事庄重的仪式意义，强化历史意识与价值认同。1939年7月9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要用战斗的精神，百倍的努力的精神来对待这一日”[11]，将英烈牺牲升华为传统忠义精神的当代体现。红色报刊通过纪念形式的延续与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夯实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推动了抗战精神在社会文化层面实现再认同、再生产。

3. 提振地位：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中国力量。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全世界民众大团结、反对法西斯的国际大运动。红色报刊以灵活的国际传播渠道和策略打破国民党对中共抗战贡献的舆论封锁，向世界展现敌后战场的真实情况，把本土抗战叙事转化为全球视野的价值符号，传播中国抗战精神，塑造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重要力量的国际形象，为战后大国地位奠定舆论基础。一是以报为媒，推动构建和巩固反法西斯国际和平阵线。处在战争漩涡中心的中华民族亟须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援助，团结一切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士、集团、阶级和国家，是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环节。红色报刊通过设立“五日国际”“西战消息”等专栏，以社论、小评等形式报道盟国战况与合作进展，分析国际战争局势，介绍国际援华行动：一方面赞誉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突围与战果，鼓舞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积极寻求苏、美等大国的声援。与此同时，红色报刊还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募捐，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推动各国政府、机构、社会人士和海外华侨等正义力量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抗战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二是以笔为戈，镌刻中华民族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历史丰碑。通过国际传播渠道，红色报刊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战，向国内外展示中共军队的战斗力，打破国民党对中共“游而不击”的污名化宣传；真实记录普通民众、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的“全民抗战”事迹，展现中国人民的团结与牺牲；利用幸存者证词和照片向世界传递中国战场的真实战况，突出中国战场对牵制日本侵略者的关键作用。同时，红色报刊积极声援国民政府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外交努力，参与宣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精神，强调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发声。这种舆论宣传实践不仅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撑，更通过议程设置将国家利益嵌入全球治理体系，至今仍具有方法论价值。

作者简介：黄丹，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文钰鑫，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