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岁月的沧桑演进中，重庆交通大学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7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瞬间，却聚合了一代代重庆交大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积淀。回首过往，母校是每个重庆交大人最深情的密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即使阔别母校50余年，但他依然清晰记得学校那时的模样，叫得出老师们的名字。多少次梦回母校，无论容颜如何改变，但那份浓浓的师生情、深深的母校情却历久弥香，因为我们永远是母校的“此间少年”。
母校今昔
刘晓峰（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5年8月，我和我的高中同学郭志诚、曾瑞棠都考上了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水港系水道与港口的水工建筑专业。
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报名时间，我们三人一起到东御街火车售票处买了同一天同一车次挨在一起的三张火车票，出发去重庆上学了。那个时代，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要走10多个小时，我们一路谈笑风生，根本不知道疲倦，不知不觉就到了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火车站设有重庆各大学迎接新生的接待点，在老同学的带领下我们从储奇门乘长江轮渡到南岸海棠溪搭乘学校的大巴到六公里处，也就到了我们的学校——重庆交通学院。
60年代学校的大门
学校位于川黔公路重庆段六公里处的二塘街，当时学校的状况与我们心目中的大学相距甚远。这条街上有几家稀疏的店铺，主要出售粮食、食品及日用品之类，还有一个邮局，和一家专卖重庆小面的小馆子。学校主要由三座山头加中间一个操场组成。这三座山头就像学校的天然屏障屹立在路边，将学校抱在怀中。整个学校处在川黔公路的西边，一头是学校的大门，靠东南方向；一头是学校的后门，靠近二塘街东北方向；大门和后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门字形钢筋混凝土框架组成。
我们进校的时候学校仅两个系三个专业，一个是道桥系，包括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和桥梁与隧道专业，主要是由成都工学院土木系、四川冶金学院冶金系迁来我校组成；另一个是水港系，仅有一个专业，即水道与港口的水工建筑专业，由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水工系并入我校组成。在校学生不足1500人，教职员工约150人左右。学校的前身是1951年为修建川藏公路，建设大西南而创办的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几易校名之后，1960年改建为重庆交通学院。
60年代学校一角
如今的红楼
绿树掩映下的青楼
油画作品中当年的水塔
道桥系位于学校东边一座比较高的山头上，从山脚到山顶有100多级台阶。山顶上，一座红砖砌成的楼房是桥梁专业的，一座青砖砌成的楼房是道路专业的，两栋楼各三层。我们戏称桥梁专业的红砖楼为红楼。学校大门一侧有一座水塔，整个学校的供水都来自于它。离水塔不远有一间供全校师生洗澡的浴室，浴室每周开放热水两次，每次洗澡收费五分钱。离浴室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部，经营油盐酱醋、糖果糕点、香烟和酒等日常用品，夏天也卖冰糕。我们嘴馋了，也会跑到小卖部去买点吃食。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每月12.5元。伙食不错，每餐荤素都有，饭随便吃，每周还要打一次牙祭（大鱼大肉一餐）。
刘晓峰主席和同学们春游合影
学校东边的半山腰还有一幢实验楼，也是三层楼房，主要是用来做力学实验和各种结构试验。整座山位于学校大门的右边（从大门外向大门内看的方向）。从学校大门左边开始，可以算作是另一座山头了，它比较平缓，山脚下靠大门处是一幢三层楼高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是教师宿舍，往里边走是女生宿舍。和道桥系对峙的一个山头，也是学校最靠西边的一个山头，就是水港系了。水港系这座山头与道桥系的山头高矮大小相当，半山腰有一座异形的灰色小楼房，中间高三层，两边仅有两层，是当时学校最别致的楼房了。之所以说它别致，因为它是唯一用水泥砂浆穿了“外衣”的楼房。这座楼房是学校的行政楼，书记、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等中层以上的干部，都在这幢楼房办公。离行政楼不远还有一座一楼一底的办公楼，供学校的其他干部包括辅导员办公用，校医室也设在里面。水港系的楼房在山顶上，也是三层红砖砌成。楼房外有一个大约5米乘3米的矩形水池，是用条石砌筑而成的，水池边有一个厕所，厕所外有一个带篷的平台，是同学们洗漱的地方。再往北是教师宿舍，那里有一条通道可以去到二塘街上。学校大门外东边不远处是一座大山，山顶上是一个军用仓库。水港系的港航实验室就建在这座山脚下。当时，学校所用的水不是自来水，而是来自这座大山的一个泉眼。从泉眼到学校有一段距离，水从泉眼冒出来后沿一条人工水沟流向学校。在无法修建水沟的地方就用管道引水，再用水泵泵入水塔，然后从水塔自流到学校各处，供全校师生员工饮用。刚出泉眼的水清澈透明，沿水沟流一段时间以后就变黄了。原来这水含铁量高，在流动的过程中接触空气不断氧化，生成二氧化铁（FeO2）后，就会变黄。因此，我们用的水都是黄水。如果将开水倒在杯里，静止一段时间后，杯子的底部就会有一层黄色的沉淀物。有同学曾提出请学校将饮用水的问题解决好，身为书记兼副院长的邓开祥却说：你们喝五年这样的水就毕业走了，我在这里喝了几十年也没事，还得继续在这儿喝，这水源多好啊，炸不垮，夺不走，符合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由于环境艰苦、条件有限，我们一直喝这种黄水生活了五年。
邓开祥、郭一、陶中哲、梁锡璜老师的照片
刘晓峰（右）与王绍成老师的合影
学校当时的领导组成结构大致如下：邓开祥任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副院长，郭一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周德培任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臧明礼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陶中哲任副院长、代理院长，寇巨显任副院长分管教务工作，梁锡璜任教务长，陈培基、张治澄任副教务长，张永胜、马增贵任总务处副处长，陈启和是道桥系负责人，罗建民是水港系副主任，罗亨锡是院工会主席，贺顺澄是院团委书记，王广渊是水港系的党支部书记。还有很多老师我无法一一道来，印象比较深的有团委干事刘传源和我们的政治辅导员田怀才。邓开祥个子不高，身体健壮，据说是一位老红军，随时都戴一顶军帽，说话声音粗声大气，有一种老革命的派头；郭一身体高大，人比较胖，面容和善，举止言谈文雅，有一种学者风度，时常在办公楼前打太极拳；寇巨显是从部队转业的，中等个子，身板硬朗，军人气质在他身上体现充分；梁锡璜中等个子，身体肥胖，戴一副眼镜，给人留下浓厚的学者风度；陈培基中等个子，身体硬朗，戴一副眼镜，任何时候走路都是昂首挺胸；张治澄中等身材，略显清瘦，人很谦恭，有学者风度；贺顺澄中等个子，身体健康，始终留一个平头，说话粗声大气，作为团委书记和同学们接触较多，时常告诫我们要突出政治；田怀才中等个子，人较清瘦，五官端正，说话轻声细语，是一位政治辅导员；刘传源是我校毕业不久的一位留校老师，他中等个子，高矮和我相差无几，圆脸大眼睛，爱理一个平头，说话和气，待人接物很有礼貌，总是朝气蓬勃，由于他平易近人，同学们都喜欢和他交往谈心。我们就在这些领导和老师的引领下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学校是以进校时间编级，我们进校时是1965年，因此叫水港系65级。当时五年级已经毕业，四年级的水62级在外实习，学校就剩下水63、水64、水65三个年级在读。我和曾瑞棠编到三班，郭志诚编到一班。每个班32名同学，四分之三是男生共24名，四分之一是女生共8名。在学校没待几天，我们新生就到54军在重庆的一个团部去军训一月。部队领导（大概是一位团长）给我们训话，说过这样一句话：解放初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是一个排长，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一个连长，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一位营长……。他是希望我们珍惜大学生的头衔，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军训过程中，教官对我们照顾有加，比如卧姿实弹射击中要给每一位女学生铺塑料布，避免她们爬在地上。军训结束后，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唐寿鑫、周存鑫、王经玉老师照片
进大学前，我曾给我的中学同学赖庆昌讲过，如果以后我上省外的大学，一定要争取成为班上学习成绩前六的学生；如果读省内的大学，一定要争取成为班上成绩前三的学生。现在，我已经成为省内大学的学生了，当然要争做成绩排名全班前三。我学习很努力，同学李成祖学习也很努力。李成祖也来自成都，毕业于成都二十二中。他身材高挑，估计有1米78左右，人较为清瘦，年龄与长相不符，一张娃娃脸显得年龄很小，爱说话并富于表情。不久，我们志同道合，成了好朋友。我国的大学是进学校难出学校易，同一个专业安排的科目基本一样，但真正学多学少全靠自己。我们下决心不虚度大学光阴，一定要学点真本事。那个时候学校的灯光是管制的，晚上10点半左右就熄灯了，我和李成祖就到阶梯教室的窗口边借用路灯看书，或是读英语。“文革”以后学校停课了，我们就自学，还经常到老师家去请教。边洎雄老师、唐寿鑫老师、周存鑫老师、王子慧等老师，他们家的门槛应该记得我们年轻的身影。几年下来，我自学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水力学、钢筋混凝土、测量学等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利用到浙江出差的机会专程到浙江省交通厅航务局去看望边洎雄老师向他问好，那时候他好像在航务局做总工程师。第一学年期末，高等数学考试，我很轻松地做完了所有题目。最后一题也是最难的一道题，我还是用两种解法做的，相当于多做了一道题。数学老师王经玉准备将我的数学试卷印发全校学习，后因种种原因而未办成。
2016年，刘晓峰主席回校与当年的老师合影
2016年我回学校参加建校65周年校庆，母校今日之景象，相较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学校已有15个博士学位点和3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人才培养实现对水陆空学科专业体系的全覆盖。七秩荣光，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所行业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多科性大学。
七秩悠悠，栉风沐雨；七秩积蕴，砥砺前行。从诞生到求索，从追赶到奋起，一代代交大人正在传承、弘扬和践行“两路”精神的风雨岁月中，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镌刻下奋斗烙印，书写着属于全体交大人的精彩华章。明德行远，交通天下，站在新的起点，母校一定会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不负国家的重托，不负社会的期望，不负伟大的时代。